四月十号上午，树木泛绿的时节，在首都师大吴思敬教授的安排下，我和另几位中国诗人同法国诗人、巴黎高师诗学教授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Maulroix）进行了会谈。会谈由年轻的汉学家柯梅燕（Myrian Kryger）翻译，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
莫普瓦为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主要诗人之一。但据他自己说，法国诗歌自波德莱尔、马拉美以来，已结束了浪漫主义抒情时代；他现在更关心的不是封闭的自我，而是词与物、主体与对象或环境的关系。在一个主体日趋破裂的时代，诗歌正在不连贯的散文或物象中寻找它自己的音乐。谈到“词与物”，他说法国诗人目前有两种态度，一是仍强调词与物的结合（柯梅燕把它形象地翻译为“结婚”），坚持要用语言来反映事物的真实；另一派则主张词与物的分离，因为在他们看来，词语本身即是现实，诗人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创造出一种现实感。谈到这里，他问这种分离在中国诗歌中是否也在发生，我回答说，正在发生，只不过“离婚率”没有你们法国那么高，而且也绝不像你们那么轻松，说离就离，你们有马拉美那样的“纯诗”传统，而在中国却是“文以载道”。不错，一些中国诗人私下认为他们已离了，又签了离婚协议书并把它递上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已被“合法”了。我们只是去写——按照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去写。
接着就谈到“关系”问题。莫普瓦认为诗歌的产生不单在于主体，也不在于对象，而在这两者的关系之中。对此欧阳江河甚为赞同，他信口一说，空气中就出现了一个英文词“Betweenness”！他称之为“中间性”，或是两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对此他还举出了自己的一首诗：它在成都与威尼斯之间来回移动，但他要写或者说要去“发明”的，既不是成都也不是威尼斯，而是“另一个东西”！
对这个话题我则作了一些引申：我把近些年来中国当代诗学的变化简单概括为由“文本的自足性”（封闭的纯诗写作）到“文本的间离性”（重新关注写作与语境的互文关系，转向对非诗因素的转化及话语资源的开发，等等），由此导致诗歌对存在的重新敞开。欧阳江河则痛感到中国诗歌缺乏一种“物质性”，似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仍在制约着诗人们。但是，工业文明、物质文明时代的到来应使诗歌的修辞基础发生变化。为什么空可口可乐罐就不能写？物质也可以变精神嘛，于是大家的话题又回到“主体的破裂”上。中、法诗人在此达到共识：主体的破裂并不是诗歌的末日，相反，它使诗歌中的“我”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而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点。它会使我们从中得到更多。西川谈到了“出神”（欧阳江河把它解释为“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我则谈到王国维的“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当然，以物观物仍由诗人来进行，但这已不是自我表现，而是把自身作为一个“场”或万物中之一物；这使我们有可能不是从自我中而是溶入到存在的无穷和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性中去讲话。
既然来到中国，莫普瓦先生就想了解一下诗歌在中国的命运。他知道过去中国的诗歌在文化中处于中心位置，我回答说看上去是这样，但实际上处在中心的一直是权力。至于在今天，诗歌看上去处在“边缘”，但与其说这出自无奈，不如说出自诗人们对写作的一种重新定位。于是不知怎么的又谈到语言。莫普瓦教授深深感到汉语与法语的区别。我说我们最好不去抽象地谈论语言，因为语言在历史使用中才能被切实地认识。比如汉语，实际上对我们讲话的不是语言书上的那个汉语，而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或者说一直在使用着我们的那个汉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汉语就是我们的现实。比如欧阳提到的“向日葵”一词，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语境中它带上了词典书中所没有的意识形态色彩。
然后，中、法诗人转向历史上文化“交流”的话题。莫普瓦先生是首次到中国，他很惊讶，因为北京是如此国际化，他不知道“中国”到哪里去了！我充分理解他的这种心情。法国诗人，自谢阁兰到米肖，都对“东方”表示过极大的兴趣。然而，他们诗中写到的“中国”却是不可对号入座的，因为那只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是的，存在的中国只是这种“找”，或者说，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我们谈到“身份”问题正成为目前中国文化冲突及诗学意识的一个焦点，莫普瓦说他们也有这种焦虑，这是当今世界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柯梅燕对此也有同感。她是研究人类学的，以前西方人类学的对象是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原始部落，现在他们则到处发现了“他者”！而研究“他者”，误读“他者”，甚至成为“他者”，目的不过是回过头来认识自身、限定自身。这里又回到了那句话：我在我不在的地方！
因此西川会说他对法国思想家德勒兹很感兴趣。他向莫普瓦问到这位《反俄狄浦斯》的作者。莫普瓦解释说“反俄狄浦斯”即是反对文化上的恋母情结，要在向心与离心之间建立一种张力关系，它反映了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摆脱传统的笼罩，朝向开放、多元的倾向。
这个话题一展开，我直率地向莫普瓦先生谈了我的看法。我在早年曾对法国现代诗歌很着迷，但现在感到它离我远了。莫普瓦问为什么，我说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好，相反，它太纯了，纯粹到不再对我产生刺激的程度。换言之，它是不是过于封闭了一点？莫普瓦承认是这样，并说这是法国文化和诗歌的一个主要危险。看来德勒兹从一个普遍的文化角度洞察到问题之所在。欧阳江河也谈到法国思想界和诗歌界的区别，思想界介人行动（从萨特到福柯），而诗歌界不。莫普瓦说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则接着说诗歌的确无法介入行动，我也不赞成这样；但诗歌却可以产生比它本身更大的文化意义，例如T·S·艾略特的《荒原》：它突入到时代焦虑的内部，从而有可能对人类的普遍境遇讲话。这似乎是法国诗歌未走的另一条路，为什么不去试试？莫普瓦对此表示赞同，不过，在他的眼里仍有一丝疑惑。
我想我也是。当会谈结束我乘公共汽车回家时，一会儿“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再次响在耳际，一会儿又是“我在我应该在的什么地方？”！总之，这些问题将注定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各自回到写作的深处……
 |
